2005两会报道之五　　　司法改革萌动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见习记者　于南　北京报道
　　
　　从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传出的为基层司法机关增编5万和增加“两院”办案经费的消息让很多人振奋不已。

　　一位基层法院的法官表示：“虽然具体落实到我们院的名额还不清楚，但是中央加强法治力量建设的决心会促使我们提高办案质量，履行好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能。”
　　
　　黎川县检察院的窘境

　　“具体办案人员太少了！”江西省黎川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尧文旺感慨，不到40岁的他已经在这个最基层的检察机关工作了20年。他们院原有37个编制，2002年因为机构改革被县里消减掉4个，可由于种种原因，现在实际只有31个人。

　　“这31个人包括了5个院领导、2位老同志和4个职工，真正能够办理案件的只有20个人，平均到11个内设机构，每个不到2个人，很多检察职能无法去行使。”

　　以该院起诉部门为例，“去年，起诉科只有2个人，光审查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就有32件，加上自侦案件，差不多每个人一个月要办2件案件”。

　　在刚刚单独设立起诉部门的1997年，尧文旺一个检察员带着3个书记员承办了70多件案件，经常是好几个案件同时起诉到县法院，有时甚至干脆就让书记员单独承办案件，在起诉书上署上他的名字。

　　1996年新修改的《刑事诉讼法》中有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，尧仿佛看到一根救命稻草，向县法院发出了好几份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。后来，此举被上级检察机关视为经验加以推广。

　　江西省黎川县这样的山区小城的基层检察院有缺少人员的困难，首都北京则有着另外的苦衷。

　　3月11日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在“两会”分组讨论时说：1993年北京市法院一年审判案件7万件，到2004年已经突破30万件。一线法官的年均审判案件由31件增加到167件。而这11年来，全市法官只增加了99名。人员编制不足和审判案件数量激增的矛盾凸显，成为制约司法工作发展的瓶颈。

　　强卫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为例：朝阳法院的编制只有308人，2004年审结案件超过5万件，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某些省全省的案件总量，但人员编制相差却很大。

　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分析了人员不足的原因；一是加入世贸组织后，原来由行政部门终裁的案件转到了北京法院审理，比如商标和专利纠纷；二是中央部委和中央直属大企业的案件，按照属地管辖都由北京法院管辖。
　　
　　基层的希望　　5万编制怎么用？

　　来自山西全国人大代表王毓钟在分组讨论时提出，希望“法院能用好这5万编制”。

　　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当场表示，“这五万编制，两高一个都不留，全都放到基层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日前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有关负责人介绍：今后，最高人民法院新录用人员必须全部具有基层司法工作经验。新毕业的法律专业研究生，招录后将全部下派到基层法院锻炼。

　　5万编制向基层倾斜的政策，实际上来自于两高对基层机构的重视。

　　在“两会”的分组讨论上，肖扬强调：“我们要把编制放在基层，真正把合格人才放在基层。高素质的人才高质量地办案，司法公正才真正能有希望。”

　　肖扬表示：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80％在基层，80％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在基层，80％以上的问题也出在基层，树立法院形象的关键就是在基层。

　　2004年10月肖扬在关于加强基层法院建设的报告中透露：中国3133个基层法院，148555名基层法官，2000年以来依法审结各类案件2078万余件，诉讼标的金额10310亿元人民币，“审判任务繁重、新类型案件增多、审理难度加大、工作条件艰苦”。

　　由于待遇不高，加之司法考试造成的门槛，很多基层法院和检察院这几年的人员都是“只出不进”。尧文旺告诉记者，自从实行司法考试后，几年来江西省黎川县检察院只有1个人通过，而在县法院的法官当中，因为考研、当律师也流失不少。资料显示，近年我国共流失法官1.6万人，其中多数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失。

　　“人的问题解决了，经费怎么办？”尧文旺告诉记者，由于县财政紧张，除了勉强能维持基本工资外，所有的办案经费都是从所缴获的赃款中按照78％的比例返还。“这样的直接后果是，很多案子到最后就是为了赃款去了，法律的严肃性先放一边。毕竟要首先保证机关和干部们的生存。”

　　对于这次给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增加编制和办案经费，尧文旺认为，除了能够吸引一些优秀人才充实队伍外，也能使原有人员避免一些由于办案经费不足造成的尴尬，能够让他们真正以心中崇高的法治理想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。�

时间：2007-04-21 08:12:11.0